至于高句丽，一直以来都被韩国学者归类于他们的祖先。
如果研究东亚史的话，高句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马世昌也没有赘述。
实际上，马世昌分享宿先生利用曰本人成果的例子，不仅仅是《乐浪》发掘报告。
马世昌说，“当年，宿先生也介绍给我们，曰本人在张家口一带，还有在邯郸他们做的找过的城，有一个报告，他就介绍我去看这些东西，我觉得收获挺大，因为那个时候，像现在的文物考古的内容，中国人没做，主要是靠曰本人做的，宿先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曰本人的工作来看汉墓整理的情况。”
当然，利用曰本的成果，也不是每一个北大考古专业的老师都可以的。
首先你得懂日文。
恰巧，宿先生的日文就很不错。
这也是跟他的求学经历有关。
他当年就读的是“伪北大”，除了来自原北京大学与北平大学留守的教授外，还有相当一批伪北大教授来自RB，是该校教授群体非常显眼的一个特征。
６个学院中农学院、医学院与文学院的日籍教授较多。
恰好，宿先生读的就是文学院。
所以，宿先生的日文相当好。
这也是为什么宿先生可以在云冈石窟问题上打脸曰本学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是日文不好，看不懂日文文献，怎么可以他山之石可攻玉。
当时，马世昌就跟苏亦说，“在这以前，我们讲的秦汉考古没有材料，讲来讲去，讲曰本人的，把曰本人的拿来看，不过当初曰本人做的工作，说实在的比起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要差好些，不如我们现在做的正规。”
说了，宿先生的例子。
马世昌又跟苏亦分享了俞伟朝老师的故事。
因为俞伟朝先生就是考古专业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
当年，他们看的书，大部分没有中文版，只有日文版，因为只有曰本人做过研究。
像《支那古铜精华》大部分的铜器都是曰本人印的，还有曰本有名的梅原末治他写了好几本书，这都是曰本人弄的。
曰本有铜镜断代的书，中国没人研究，曰本人走在了前面。
马世昌说，“俞伟朝老师，当年是北大博物馆专修科的，当时条件不错，还有一个开架的阅览室，日文书全都放那里，所以俞伟朝老师看的特别多。实际上，俞伟朝老师他的学术修养非常好，懂的东西非常多，瓷器、剔红、刺绣这些俞伟朝老师都懂。”
当时，苏亦就问，“俞伟朝老师涉略也太广了吧，连刺绣都懂？”
马世昌笑，“其实，俞老师跟沈从文先生的私交非常好，沈先生不仅是个大作家，也是文物学专家，对刺绣，服饰方面有很深的研究。”
沈从文先生解放后从事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研究工作，这一点，苏亦是知道的。
他当年在美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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